这些原则既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紧急处置权必须遵循的法治原则，又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的基本法理。

政治性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进入合宪性审查时代，中国宪法学者也有必要反思宪法学术如何贡献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设和具体运作。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

在2017、2018两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虽然披露了具体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但并没有对相关问题规范使用违反宪法违宪与宪法相抵触等措辞。根据这些素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支撑起相关的经验研究，也使违宪的初步类型化成为可能，进而可以观察，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践中，是如何认识违宪这一概念的。[65]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对此作出违宪判断，宪法也并未进行相应修改。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这表现在：首先，违宪与违法认定结果的绑定，意味着宪法规范极少有独立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参见刘松山：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和宪法监督需要研究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9-32页。[13]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3页。[16]关于生态学的发展阶段，参见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

（一）第一阶问题 生态宪法学研究所要应对的第一阶问题来自实践层面。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15]有关生态法的表述，请参见王树义：《论俄罗斯生态法的概念》，《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注释: [1]相关的具体论述，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3）明晰环境权作为美好生活之权利保障的内在要求。[[xxii]]因此，依据生态权利，我们或许能更好地概括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增多的丰富面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与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的良好对话。

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作为生态法学核心概念的生态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前苏联法学家奥·斯·科尔巴索夫提出。[[xxviii]]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一是宪法作为立法依据，为环境法中的环境条款提供立法指引。

[[xxiii]]李惠斌：《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新视野》2008年第5期。[[xi]]回应上述要求，不管是法学学科整体还是构成法学学科的二级三级学科，均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生态宪法和法律行为具有以下三大特征：（1）社会属性。[[xxx]]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中国法学》2018年 作者简介：张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

[11]详见张文显教授在该会议上的讲话。（4）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法治思维、规范依据与具体思路。

只有在环境保护这个语词中，才有我们讲的环保的意含。生态宪法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研究方法、分析工具从其他学科获取营养，同时生态宪法学的发展也会对其他学科产生法学的有益的反哺影响。

美丽作为宪法对国家发展目标的主要描述之一，最终惠及人民。[7]系统论宪法学从社会整体性视角出发破解了现代宪法的源代码，使之得以处理现代社会固有的宪法问题。[[xii]] 新时代法治建设与法学学科发展要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法治，在笔者看来，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特征——既能有机融入新时代法学话语体系，又能有效服务新时代生态建设实践。生物本身的生存样态在生态的概念之内能够得到更精准的涵盖，即包含了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本身的固有关系。同时，宪法实施的外延也会随着生态制度、生态权利的加入而更加丰富。各部门法上生态文明条款的实施属于以宪法为核心的同一法律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在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中，环境法的实施是直接的，属于主要的部分，而宪法意义上的实施主要是为之提供理论和规范依据。

二是研究对象上，从以研究生物为主体，以个体、种群、群落为重心的自然科学到以研究人类为主体，以生态系统为重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应抓好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等关键问题。

[[xviii]] 其二，生态人的主体不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个体或自然人，而是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国家及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等。[22]狭义生态制度有关生态教育、生态治理、生态监管的论述，详见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当代法学》2018年第6期。

既有效吸收环境法学、生态法学等学科的营养，又能够形成新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架构，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针对性的知识供给以及整体性、系统性、功能性的理论方案。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

[[viii]]《辞源》（第5版）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81页。其二，狭义的生态制度，主要是指以生态法律规范为基础所形成的宪法和法律相关制度。也指产生万物，如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9]关于环境宪法的理论动向，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法学家》2018年第3期。

同时，也是生态制度形成的行为与事实基础。以日本为例，早期制定的《公害对策法》就是为了应对公害问题。

国家与公民的生态行为、生态义务得以有效规范和阐释的前提在于特定的宪法生态观。（2）环境保护的根本规范和立法指引源于作为法律体系核心的宪法。

杜健荣：《法律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反思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等等。丁东红：《卢曼和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

三是研究方向即目标上，不断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以探讨和研究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己任。自然应当被国家及当代人视为利益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不应受到过度索取甚至破坏，后代人的利益必须得到重视。[[xxiv]]李武斌、延军平、薛东前：《生态义务制的内涵与框架设计》，《资源科学》2013年第1期。当前，环境法学界对于建构一个超越环境部门法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有着极高的理论期待及实践诉求，这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是环境生态利益对于国家发展与个人生存的重要性。

[[xix]]吴贤静：《生态人的理论蕴涵及其对环境法的意义》，《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i]]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被视为世界第三大问题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纳，近年来在我国也得到极大程度的关注。

[16]因此，当生态学开始研究人、研究人类问题时，就必然会与包括宪法学在内的法学发生联系并形成一定的交叉。[19]自然界不再是生态权利的唯一扮演者，而人和国家也应当随着权利观念的变迁成为生态权利变迁中的重要角色。

（2）生态请求权，即生态人请求其他生态人主体维持和改善必备的生态环境的权利。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呈现了我国生态制度的双重互动模式。